在汉文帝时期，匈奴冒顿单于曾经大举进攻西域，迫使这些城邑小国大多役属于匈奴。匈奴在这里设置僮仆都尉，统治西域各国，并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。由于匈奴控制着这些城邑小国，当时通往葱岭以西的西域各国的两条通道，都因此而被阻断。其中一条自玉门关、阳关经鄯善，沿昆仑山（即南山）北麓，西行至莎车，再过葱岭，即可到达大月氏、安息（今伊朗），这条道路称为“南道”。

还有一条出玉门关、阳关经车师前国，西行至疏勒，再过葱岭，即可到达大宛、康居、奄蔡（今土库曼斯坦），这条道路称为“北道”。早在张寨通西域之前，大约这两条道路已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，这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开辟的。从张寨两次出使西域的情况看，除了联络大月氏和乌孙之外，也肩负着重新打通这两条通往中亚道路的历史使命。

武帝建元三年（前138)，张蓦奉命出使西域。随行的人员有百余人，其中甘父（即堂邑氏之奴，故又称堂邑父）始终对张蓦帮助很大。他们出陇西，途经匈奴控制的地区时，不料被匈奴人所擒获。

张骞在匈奴被扣留达十年之久，后来设法逃出，又继续西行数十日，并越过了葱岭，到达中亚的邻国大宛（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一带）。大宛人知道汉朝富庶，很早就想和汉朝交往。所以，张赛作为汉使突然到来，受到大宛人热情的欢迎。根据张骞的要求，大宛人送他抵达康居（今哈萨克斯坦一带），又辗转到达大月氏。

但是，大月氏自从被乌孙驱逐之后，已经在大夏建立了自己 的统治。由于大夏土地肥沃，物产富饶，生活安定，大月氏人已无东归复仇之意。汉朝联络大月氏抗击匈奴一事，终于得不到大月氏的支持而作罢。张骞在大月氏留居一年多，只好整装回汉朝报命。他们取道昆仑山北麓，经羌人居住区东归，途中又被匈奴捕获，匈奴将他扣留一年多，后来因匈奴发生内乱，张骞才乘机逃归。武帝元朔三年 （前126)，张骞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回到了长安。这次通西域前后历经13年，随行的100多人，回来时只剩下张骞与甘父两人。

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虽然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，但是却了解到有关西域的许多情况，对于密切汉朝与西域的关系，进一步发展中西交通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之类，了解到这些东西是从身毒（即印度）贩运去的，因而发现从我国西南地区经身毒也可以抵达大夏。这是从陆路通往西域的第三条道路。这一意外的重要的发现，后来竟促成汉武帝下令进一步开发我国西南地区，为沟通南亚作准备。张骞无愧为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。

张骞从大月氏回国之时，正是汉朝与匈奴激战之日。五年之后，一场更大规模的鏖战，在河西爆发了。这就是霍去病大战昆邪王、休屠王，并消灭河西一带匈奴的势力。从此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，已为汉朝所控制。自金城（郡治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）、河西及昆仑山以北，盐泽（今新疆罗布泊）一带，只是偶尔发现匈奴人，其主力已退至漠北。

而当时居住在匈奴西部的乌孙，势力正日益强盛，很想摆脱匈奴的控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骞曾经向汉武帝建议，以厚赂招引乌孙东归，让他们回到原敦煌至祁连山的故地，并用和亲形式结为兄弟，以“断匈奴右臂”。 乌孙一旦与汉朝连好，其西部的大夏诸国，也都可以归附汉朝。汉武帝采纳张骞的建议，拜他为中郎将，命令他再次出使西域。武帝元狩四年（前119)，张骞奉命率领300人，携带上万头牛羊，大量的货币和丝织品，第二次出使西域。张骞到达乌孙后，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、大夏等国，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，发展贸易往来；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，争取乌孙东迁故地。

当时，乌孙昆莫年迈，内部正发生分裂，加以不了解汉朝情况，因此无意东迁故地。但是，乌孙愿意与汉朝通好。武帝元鼎二年（前115)，乌孙特派数十人，护送张骞回长安，还带来几十匹马，作为礼物表示答谢。他们见汉朝地大物博，十分富庶，就更加重视发展与汉朝的关系。几年以后，乌孙表示愿意与汉朝结亲联好，汉武帝派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，嫁给昆莫为妻。

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虽然没有能使乌孙东迁，但是却与乌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张骞回到长安，只有一年多时间，就与世长辞了。这位2000多年前致力于民族团结的使者，以他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的开拓精神，为加强我国各族人民的联系、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，以及发展中外友好往来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张骞死后，葱岭以东的我国各族人民，与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来往与日俱增。然而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，也时有险阻，尤其是来自匈奴方面的破坏。比如姑师和楼兰两国，是汉使通西域必经之地，有时一年往还十余次。他们苦于供给汉使物品，曾经攻劫过汉使王恢等，也常常充当匈奴耳目，派兵阻挡汉使的来往。为了彻底打通这条通西域的道路，武帝元封三年（前108), 汉朝派赵破奴和王恢，统兵数万进攻姑师。汉军先俘虏了楼兰王，接着又击破姑师，为这条道路的畅通，扫清了一些障碍。

为了使者往还方便，汉朝在敦煌至盐泽（今罗布泊）之间，沿途设置驿站，修筑烽燧亭障，还在轮台（今轮台东）、渠犁（今库尔勒一带）等地 屯田，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。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，以领护汉在西域诸事。到汉宣帝时，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（今轮台东北）建立，葱岭以东西域诸国，由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。

张骞通西域以后，我国葱岭以东西域各族人民，与中原汉族人民的经济、文化交流日益频繁。汉朝先进的生产技术，包括冶铁、凿井术等，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。汉朝精美的手工艺品，如丝绸和漆器，也传入西域各地。同时，西域盛产的葡萄、苜蓿、胡葱、胡萝卜，以及骆驼、西域良马等等，也先后传入内地。西域的音乐、舞蹈在内地传播，对汉族文化的发展，也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尤其是中原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。

此外，汉武帝通过战争、和平交往等方式，将东南、西南和东北等地区置于汉王朝管辖之下，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，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，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和发展，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

03、沟通中亚，友好往来

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王朝，以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而成为世界先进强国和当时东方的文明中心。在对外关系方面，汉武帝登位伊始，即重视开辟同周围国家联系的通道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，体现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汉王朝，充满着发展对外诸关系的信心。

汉武帝在位50余年，汉朝使臣的足迹，几乎遍及中亚、西亚和南亚，以及东邻的国家。在中国古代史上，这是一个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时期，具有早期的开拓性特点。首先，沟通与中亚、西亚的联系。汉代对葱岭以西今阿富汗、伊朗、土耳其、伊拉克等国，即包括广大的中亚和西亚地区，也都统称为“西域＂。早在汉武帝以前，这些地区的人民，同我国西域各族人民往来密切。

秦汉时期，我国曾以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著称于世。当时以丝绸为代表的我国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，成为世界各国人们梦寐以求的珍贵的物品。随着我国丝绸制品辗转行销西方，在汉武帝以前，一条国际性的曲折的贸易商道，实际已经存在。但是由于政治 的、民族的、地域的种种原因，这条商道时而受阻，时而改道转运，成为一条非固定的、变化莫测的贸易通道。汉武帝即位之后，张骞奉命出使西域，除了联络大月氏和乌孙，开发我国新疆地区的使命外，也肩负着打通这条贸易商道，沟通与中亚、西亚各国联系的艰巨任务。

张骞两次出使西域，使汉朝与中亚各国，以及西亚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除了到达今西域地区外，还先后到达大宛、大夏、大月氏、康居等国。他第二次出使西域时，携带大量的金银、钱币和丝织品。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，这是第一支由官方派遣的、规模庞大的经济贸易团体。当时被派往中亚各国的副使，所抵达的国家或地区就更多了。张骞死后， 这些副使相继回国，跟随来汉朝的各国使臣，为数不少。汉武帝巡行各地时，各国使臣随行参观，以便他们了解汉王朝。

此后，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日益增多，有时一年多达十余次，少的也有五六 次，每次人数百余人至数百人不等。出使比较远的国家的使臣，往往历时八九年才能回国。汉朝的使臣来往于中亚、西亚和南亚诸国，最远到达地中海沿岸。如安息（今伊朗）、奄蔡（今土库曼斯坦一带）、犁轩（又称大秦，即罗马帝国）、条支（今伊拉克境内）、身毒（今印度）等国，都曾是汉朝使臣涉足的地方。随着汉朝对外关系的发展，一条自长安经河西走廊到敦煌，又出玉门关或阳关，再沿南山北麓或北山南麓至葱岭，然后越葱岭分别到大月氏和安息，或者到大宛和康居以至于地中海沿岸的商道，便成为我国与各国联系的纽带。

这条横贯欧亚长约8000公里的道路，打开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，发展我国与中亚、西亚和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，促进了汉朝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。汉朝精美的丝织品，名贵的漆器制品，就是通过这条商道源源不断地 运往中亚，辗转远销于罗马帝国，从而结束这些地区无丝、漆的时代。一时，汉朝的丝织品称誉西方，甚至在罗马帝国掀起丝绸热，以至于不惜用重金求购。因此，这条贩运汉丝的商道，也被人们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与此同时，汉朝的冶铁、铸造兵器的技术，还有凿井术等等，也相继传入中亚和西亚。

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一些奇物，如奄蔡一带盛产的貂皮、大宛有名的汗血马、中亚生产的毛布和毛毡，还有一些农产品，都在这时先后传入汉朝。从这些地区传入的音乐、舞蹈、艺术等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，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，也产生过有益的影响。

第二，对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。

汉代南邻的国家，有古代的身毒、夫甘都卢国等，包括今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孟加拉国、马来西亚、缅甸等国家， 即今南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。

古代的身毒，又称天竺，即今印度。印度同我国是近邻，早在汉武帝之前，两国就有贸易往来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在大夏看到生产于中国四川地区的物品，就是从印度转运去的。丝绸之路打通之后， 汉朝使臣即经过中亚而进入印度，继续保持与印度的贸易往来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条海上的通道，也在通行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汉武帝曾经派翻译官员和招募来的贸易人员，携带黄金和各种丝织品，到夫甘都卢国（今缅甸卑谬附近）和黄支国 （故址在今印度康契晋腊姆附近）等地，同他们交换明珠、璧流离、奇石异物等。他们所到各地，都受到友好接待，所 携带的物品，则由外国商船转运。随着这条海路的开辟，汉朝同南亚、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印度的黄支国，地广物博，人口众多，而且多产异物。自汉武帝以来，黄支国曾派使臣来汉朝，促进发展贸易往来。

缅甸同我国毗邻，自古是我国同南亚、中亚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。汉武帝时期，我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，主要有水陆两道。汉朝的丝绸和铁器，就是通过这两条商道运往缅甸，并经缅甸传入印度，这促进了印度冶铁技术的发展。同时，南亚盛产的珍珠、流离、象牙、犀角之类，也通过水陆商道输入汉朝。

第三，与东邻国家的关系。

汉朝东邻的国家，主要有朝鲜和日本。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历史悠久。

朝鲜同中国东北紧邻，自古以来关系密切。早在殷周时期，殷人箕子曾率殷民，移居朝鲜北部，开始了两国人民的交往。

自战国以来，齐燕两地的人民，或与朝鲜贸易往来，或避战乱而移居朝鲜。他们将铁器、货币传入朝鲜。当时汉朝的丝绸、养蚕技术，以及铁器，都相继传入朝鲜。

汉代的倭人，即今日本，与中国关系久远。西汉时期，日本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，当时在这个由岛屿组成的列岛上，分布着100余个小国（部落），或部落联盟。

自秦汉以来，日本同中国的联系逐渐密切了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，入海求仙药，有人认为就是到日本去。此说证据不足，未必可信，但是到汉代，日本同中国有了直接的交往，却无可怀疑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百余国，以岁时来献见云”，说明到西汉时期，倭人每年“献见＂，同汉朝的交往相当频繁。这种直接的来往，到汉武帝时日益增多。《后汉书· 东夷列传》载，自从汉武帝在朝鲜设置四郡后，倭人“使驿通千汉者三十许国”，即有30多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同汉朝直接来往。

据考古发掘，日本九州北部一些部落酋长的墓葬中，曾经出土汉代的铜镜和仿制品，有的墓中多达30余面，大约就是这个时期的交往而留下的遗物。从此汉朝的文化技术传入这个历史起步较晚的倭国，促进倭人的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发展。总之，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汉王朝正处在鼎盛的阶段，这就为这个王朝对外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当时汉朝高度发展的物质及精神文明，对促进周围邻国经济文化的发展，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。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，传入汉朝的一切优秀文化，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，产生过良好的影响。

汉武帝时期对外关系的历史表明，发展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，这是符合人们共同的愿望，也是这个时期对外关系的主流。任何人为的倒行逆施，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。以张骞为代表的一切为促进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开拓者，他们所作的历史贡献，在我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